在各種收藏門類中，青銅器一直被認為是最有歷史感、最具文化內(nèi)涵、最頂級的收藏。在這個收藏門類中，如觚、爵等器物一樣，尊并沒有自名器。尊彝合稱又是商周青銅器的統(tǒng)稱。它的命名大致始于《宣和博古圖》的分類。尊單列一類，其中雖有少部份觶、壺、罍混稱尊外，大多數(shù)器形與今所稱尊為一類，之后便一直沿用此說。容庚《殷周青銅器通論》中稱尊為：“一種大而圈足的盛酒器”。如果尊作為一種酒器的的話，它的出現(xiàn)相對爵、斝較晚。在商代二里岡上層墓葬中出現(xiàn)，常與鼎、觚、爵、斝組合共出。二里岡時期至殷墟四個時期尊的造型由小口、深腹，接近罍的造型逐漸向喇叭口、修長、腹微鼓的無肩觚形尊的方向發(fā)展。“無肩觚形尊”也是馬承源在《中國青銅器》中對西周早期盛行的青銅尊的形制概括。
尊這一器物從出土發(fā)掘來看，出現(xiàn)在商代二里岡上層，由于酒文化的盛行和隨著鑄造技術(shù)的進步發(fā)展，殷墟時期青銅尊出土的數(shù)量開始變多，殷墟一至四期的酒器組合中多有尊。一般出土于較大型的墓葬中，可見在禮器中尊的重要地位。至殷墟四期，一些小型墓葬中尊開始比較多出現(xiàn)，說明尊在權(quán)力系中由高至低的擴展開。它的出土數(shù)量和重要性一直延續(xù)到西周早期。但作為一種酒器和禮器隨著時代觀念和禮儀制度的改變，其使用和制造的數(shù)量也隨之變化。從歷史角度來看，商人飲酒之風(fēng)與敬神的觀念聯(lián)系起來，而周代對商代亡國的經(jīng)驗總結(jié)中最重要一條是商人喜酒過度。所以在《尚書》中還有傳為周公所作的《酒誥》。在祭祀、禮器的使用上酒器也逐漸淡出，粢盛器隨之興盛。尊的數(shù)量也隨之減少。西周中期在中原地區(qū)一段時間青銅尊甚至有短暫的消失，但在西周末年、春秋時期又重新出現(xiàn)，一直到西漢仍然有很多尊的造型。在《出土商周青銅尊研究》中，張曉麗稱：“作為盛酒器，青銅罍、瓿、彝、卣等在流行一段時間之后便消失，只有尊自商代二里岡上層出現(xiàn)至西漢消亡，伴隨著整個青銅酒器的發(fā)展、興盛、衰落，其地位始終沒有別的器物能夠代替，這與尊代表一種較高的社會地位有關(guān)。”
西周早期• 
子尊高：26.5cm口徑：20.5cm足徑：14cm重：7963g
來源：1972年7月1日蘇富比（紐約）拍賣會的1號拍品及1979年11月2日蘇富比（紐約）拍賣會的230號拍品，為切斯特·戴爾和多利·卡特私藏（Collection of Chester Dale and Dolly Carter. Sotheby's New York, 1st June 1972, lot 1. Sotheby's New York, 2nd November 1979, lot 230. ）
出版：埃莉諾·馮·埃德伯格，《賈斯特·戴爾和多利·卡特私藏中國銅器集》，第63頁，阿斯卡納出版社，1978年（Eleanor von Erdberg,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Chester Dale and Dolly Carter, Ascona, 1978, pl. 63. ）
這件青銅尊，器型規(guī)整，喇叭口，腹稍鼓，圈足，腹部的曲率較小，呈現(xiàn)接近觚的造型。腹部雷紋為底，謹細精美，上飾饕餮紋，兩側(cè)并有龍紋，腹部上下分別有兩條、一條弦紋。埃德伯格認為，該尊極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1021年間作。此器與1967年甘肅靈臺白草坡發(fā)掘M1:16潶伯尊極為相近，腹部微鼓、喇叭口、腹部微鼓、高圈足外撇，頸、足各有兩條外凸弦紋，腹飾獸面紋，圈足內(nèi)底銘六字，為“潶伯作寶尊彝”，為西周早期成王、康王時期。這一造型還有臺北故宮所藏
士卿尊、上海博物館藏
父壬尊，與此尊無論造型、紋樣及銘文都極為類似。
尊腹底銘文“子作父丁尊彝”，其中的“ ”字為族徽為父丁所作，其銘文方式也是西周早期的風(fēng)格，書法雄肆清勁，仍有商代晚期的遺風(fēng)，而穆王之后隨著禮儀制度的進一步規(guī)范和嚴格，早期金文的瑰異雄奇已失而略帶拘謹。從銘文方面來看更能確認此器為西周早期的器物。
這件青銅尊來源于1972年7月1日蘇富比（紐約）拍賣會的1號拍品及1979年11月2日蘇富比（紐約）拍賣會的230號拍品，為賈斯特•戴爾和多利•卡特私藏。并出版于：埃莉諾•馮•埃德伯格，《賈斯特•戴爾和多利•卡特私藏中國銅器集》，第63項，阿斯卡納出版社，1978年。
正如張曉麗所說“尊代表一種較高的社會地位”我們今日所說的尊貴也是以尊為喻。宋代博古時盛、復(fù)古而興，目前我們還能看到藏于北京故宮的宣和三年所制用于方澤壇的禮器“宣和尊”。可見尊確實是有著長久的文化脈絡(luò)和收藏地位的重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