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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語罕（1888～1948）致張佛千有關陳獨秀及抗戰時局的重要信札二通
信箋 二通三頁（帶信封二枚）
約1940年作
說明：張佛千上款。張為高語罕安徽同鄉，時任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團軍西安辦事處主任。
此為高語罕抗戰時期作重要信札2通3頁，談到陳獨秀、胡宗南、俞墉、王靈均（內子），以及抗戰時局、個人行止和心境等，含自作詩一首，是陳獨秀行藏和高氏晚年生活、思想的重要見證。未見出版。
據信中談到“近者宜昌不守”，查宜昌在棗宜會戰中于1940年6月17日陷落，結合陳獨秀尚在世，則二信當均作于1940年。
高語罕手跡極為少見，此為市場上僅見的高語罕論及陳獨秀的書札。高語罕為中共旅歐總支部組建者之一、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籌建者、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、國民黨二大宣言的起草者、南昌起義的策劃人和南昌起義中央委員宣言的起草者、朱德入黨介紹人，曾長期與陳獨秀共事，是陳氏晚年重要的革命伙伴與親密友人。
據信可知，高語罕對當前抗戰局勢頗為不滿，因宜昌失守而有移居西昌的打算，且無心為文，婉拒張佛千的約稿。而張氏約稿意在“爭取青年”，表明國民黨正試圖拉攏高語罕、陳獨秀。同時，高語罕為“抗戰建國”，向胡宗南推薦新出版的《管子今詮》，可見即使對現實失望，“意氣銷沉，但求茍全性命”，尚保持氣節，堅持抗日，不甘“為虜所禽，為漢奸等所辱”。
信中，高氏謂“獨秀現居江津鄉下鶴山坪，通信處為江津中國銀行寄宿舍轉，彼正閉戶理舊著也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后，胡宗南、戴笠曾奉蔣介石密示以私人身份去拜訪陳獨秀遭拒，胡、戴遂以黃埔軍校學生身份請高代為通融引見。信中，高氏向胡宗南親信張佛千透露陳獨秀現居地及通訊處，或與蔣介石指示籠絡陳獨秀有關。南昌起義后，高語罕思想上逐漸傾向于托洛茨基主義，許多觀點、態度與陳獨秀大體一致，1929年11月與陳一同被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。而在國民黨方面，蔣介石也沒有解除對他的通緝。1932年10月15日，陳獨秀在上海被捕，高語罕暫時逃往香港。至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，陳獲釋出獄，高旋自港赴寧，與陳取得聯系，此后一直作為陳的代言人。1938年，高隨陳入川，隱居于江津縣，直至1942年陳獨秀逝世，高乃于次年由江津遷往重慶，寄居在《新民報》社長陳銘德家中。
信中所及“在重慶行營在參議名義之下，吃了十個月的閑飯”，指高氏于1938年5月后，在黃埔軍校學生胡宗南的幫助下獲得重慶行營參議一職事。高語罕早年因積極投身革命被蔣介石批為“黃埔四兇”之一，此后長期遭到國民黨通緝，被迫流亡。七七事變后，高從香港回寧、滬，曾上書蔣介石表明全力擁護抗日的心跡，并與蔣會晤。同時，陳立夫、張治中、顧祝同、胡宗南等昔日黃埔師生也曾多方斡旋為高謀一職位。
高語罕是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者、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擁護者。抗日戰爭爆發前，高與陳獨秀被同時開除黨籍并被國民黨當局通緝。高氏一雙兒女國玖、云玖早年留學蘇聯，歸國后亦遭到當局逮捕，并被迫害致死。寫信時高氏雖已離開共產黨，但仍然保護共產黨人的信仰，然彼時“客觀現象在在使我（高）不能強作絲毫樂觀，而又不能盡絲帛之力以事補救”，加之其在政治上既“無官守”，而屢行愛國之言責又“絲毫無效”，空余一腔“書生孤憤”，遂生退志守節之想，作西昌避難之念。
西昌，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首府 ，地處四川省西南部。1939年，國民政府在西昌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轅。越嶲、會理，均為涼山彝族自治州轄地。
《管子今詮》，石一參著，1938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（長沙南正街）初版發行。書中提出“管子治國之要有三：理財，明法，治兵，而以道德為本”的觀點，高氏對之極為推崇，“讀此書三遍”，謂“《管子》實為‘抗戰建國'不二寶典”。
GAO YUHANIMPORTANT AUTOGRAPH LETTERS SIGNED TO ZHANG FOQIAN ABOUT CHEN DUXIU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
Three pages
Dated circa 1940
Note: Dedicated to Zhang Foqian.
36×26.5cm×2 32×26.5cm
RMB: 30,000－50,000
作者簡介：高語罕（1888～1948），原名高超，號世素，安徽淮南壽縣人。中共早期建黨骨干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籌建者之一、中共旅歐總支部組建者之一，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，與鄧演達、惲代英和張治中被蔣介石稱為“黃埔四兇”。陳獨秀密友。畢業于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。后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，為《新青年》撰稿。1922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，1925年回國。后參加南昌起義，執教于北京大學。著有《白話書信》《國文作法》《現代的公民》。